这个故事并不遥远。

　　“文革”时我初中毕业，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从北京到青海当了一名工人。在无书可读的岁月里，我渴盼继续受教育，只要能学到知识，任何学校任何专业我都不挑剔。青海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踏实劳动，积极表现，每年都力争被推荐，但最终录取的都是早已内定的人。

　　本以为此生与大学无缘，1977年10月间突然从报上得知高考不再实行推荐制，“老三届”也可以报考，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仓促中通过报名、体检、政审，几乎来不及复习就进了考场。没想到，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录取入学通知书被送到厂里，掌权的人说：“薛亮不能上大学！”于是立即召开党委会做出决议：“薛亮写小说反党，不同意她上大学”，会后又将录取通知书退回省招办。我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也接到另一个通知：本来已经“以工代干”坐了几年办公室的我，下放车间劳动改造。

　　工作之余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杂文、小说，其中有一篇小说被领导对号入座，认为是在影射他，另外我还对领导的工作作风提过意见，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怨气，放我上大学，我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还四处哀求，但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忍无可忍，便换成夜班，晚上劳动，白天到上级机关去申诉。有人很反感：“利用写小说反党是政治问题，厂党委的处理是对的！”有人很讶异：“当然是领导批准才能上大学，你不该有委屈呀。”甚至有人提出要北大“换人”。恰在此时，人民日报的编辑知道了这件事，编辑林璋把我的情况呈送中央。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材料，他立即批示当时的教育部长。教育部长派人专程赶赴青海，调查了解我的情况。在青海省和教育部领导的关怀下，我终于拿到了早已被退回省招办的录取入学通知书。此时已经开学一个学期了。

　　上大学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言而喻。我不但回到首都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还幸福地度过了难忘的北大时光。毕业后因为爱书到了出版社工作，1989年又调到邓小平亲自划过圈的热土上。

　　如果那时我因所谓的“政治问题”被卡住不能上大学，也许因此5年、10年都翻不了身，个人和家庭都会受到深重的创伤。当时到处在讲“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中，在惯性运转的社会齿轮下，我被碾伤筋骨不足为奇。

　　其实那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压力最大的时候。十年动乱，经济破坏，中国的前景尚不明朗。小平同志正心系天下大局，日夜思考和处理着有关国家兴亡的重大事务，可是他居然及时回应了一个底层人物的申述。也许，只有一个理由，关心人民疾苦正是他的本色！

　　如今，我静静生活在深圳的一隅，读书、写作之余，在深圳大学教授汉语。我担任深圳市的政协委员，为深圳的发展建言献策。20多年来，在每一处岗位上我都尽心尽力尽职地工作。我知道，我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我，惟有用普通人的本分和认真回报社会，回报小平同志带领我们走进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