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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以色列的军火销售超过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位居世界第三。中东的弹丸小国以色列能靠敏感的军售交易发迹，除了凭借犹太商人的精明和机敏，还得益于诸多因素。
第一招，瞒天过海
以色列的军火商们很清楚内政部不会给枪支交易发放许可证，通过正常途径让以色列的枪支行销国际军火市场几乎不可能。于是，精明的犹太商人们转而以一些过时的M-48主战坦克或其它落伍武器的名义申请军火交易执照，然后在运售的同时捎带上几百条“钨兹”式冲锋枪。这不过是军火商们“曲线救国”法中的一招而已。其实，向以色列国防部的武器出口控制办公室--“谢伯特”Sibat申请执照要容易得多。因为国防部当然不忍见本国军火企业因为产品滞销而亏损，何况那样还将占用国家的国防补贴。所以，只要不把武器卖给“谢伯特”黑名单上的国家，执照就很容易搞定。
尽管以色列国防部严格规定，军火交易必须经议会一个专门委员会同意；军工企业不得将武器出售给某些安全形势欠佳和政局不稳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而对于手眼通天的军火商们来说，国家规定也不在话下--先找一个其他国家的高级外交官签一个最终用户证明书，证明武器的流向绝对“安全”，再通过第三国向最终用户“交货”。就这样，以色列武器源源不断销往海外，有不少经海路送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手里。
另一方面，以色列宽松的法律也使军火商更加有恃无恐。1989年，哥伦比亚政府指控标枪公司头目，以色列前伞兵中校伊埃尔·科勒恩武装和训练贩毒分子。就在警方下令逮捕之前，科勒恩成功逃离了哥伦比亚。但根据以色列引渡法规定，政府不能把任何一个平民或总统引渡给一个外国政府。因此科勒恩从未被引渡回哥伦比亚。随后，他声称自己只是训练右翼牧场主的私人武装，此事因而不了了之。两年之后，以色列一法院查出伊埃尔·科勒恩犯有非法出口武器和信息罪，也只是罚以1.34万美元了事。
以色列的引渡规定还意味着，从事非法武器交易的以色列人将不会受到死刑惩罚。难怪在暴利面前，有那么多军火商甘愿铤而走险，甚至对武器的流向和最终用途熟视无睹。“大赦国际”的“限制世界范围内小武器扩散”项目协调人希莱恩·伍德透露，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中，有两架满载武器的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后直接降落在卢旺达机场。在这之后，也没有一个人被捕。
事实上，对于所有肮脏的非法武器交易，以色列的情报部门都一清二楚。他们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这些对外军售正好可以告诉摩萨德的特工们：是谁在购买武器，他们为何购买武器。除情报之外，武器交易的丰厚利润也足以使以色列相关部门对此一再纵容。
第二招，军售外交
正如特拉维夫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阿哈隆·科雷曼所言，对外军售历来是以色列政府的优先考虑。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如此卖力地为本国军工企业拉拢国外客户，一方面自然是觊觎其可观的税收来充填国库，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希望借助军火外贸打开相对孤立的外交局面，并巩固既得的对外关系。以色列的“军售外交”传统实际由来已久。
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的军事冒险失败后，尼赫鲁政府就相中了以色列的武器。机敏的以色列人赶忙以两国建交为条件，运去一整船12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尽管印度迫于阿拉伯世界的强大压力最后退缩了，但以印之间的“地下通道”从此打开，双方的秘密军火交易由此开始。
2003年9月，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印度时，随团访问的以军工首脑可谓阵容庞大。在这次访问中沙龙充当代言，向印度推销了4架“费尔康”机载早期预警系统，其中包括加装了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航空电子设备的俄罗斯伊尔飞机。这笔交易的金额高达10亿美元。此外，以色列与美国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也已上了印度的采购清单。在这种军售贸易关系的良好气氛中，以色列向其理想中的印、以、美三角联盟逐渐靠近。
新加坡和土耳其可谓以色列“军售外交”的另外两个成功典范。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为了对抗周边强国的压力，曾邀请以色列帮助建立本国军队。以色列在慷慨相助的同时，趁势出口了一批改进的AMX-13轻型坦克。更重要的是，两国由于军事合作而建立了外交关系。
自1996年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军火贸易额已达30亿美元。最近，双方又达成了一笔7亿美元的军售生意。此前以色列已帮助土耳其升级了土军的美制F-4、F-5型战斗机，并助其发展空对地导弹。以色列的空军还经常在土耳其的领空训练，两国甚至共享有关伊朗和叙利亚的军事情报。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问题专家伊扎克·希霍尔一语道破天机：“军事方面的贸易有利于以色列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土耳其对我们很重要，武器贸易使我们两国关系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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