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您对于余光中的历史的揭示很让人惊讶，巧合的是，余光中在大陆刚刚获得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佳散文家奖，这很有意思。

　　○余光中是不是没有资格获奖，本文没有牵涉。这篇文章只是向读者揭示历史，不是对于他的文章的全面评价。不过，道德和文章历来并提，从历史上看，余光中在道德上是有所亏欠的。对于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为“大师”、到处被宣传的人物，大陆的读者对于他应该有起码的了解。

　　至于谈到做人与作文，我以为其间并非毫无关系。报刊喜欢谈论余光中的学贯中西，我的印象倒是相反。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及研究诗歌的人当会记得，当年余光中在大陆的刊物上轻易否定戴望舒，引起了众多的批评。不惟诗歌，余光中在散文上也相当狂妄。余光中的下面这段对于现代散文名家朱自清和冰心的肆意贬低，相信很难为有文学常识的人所能容忍，“浅显的文义，对仗的句法，松懈的节奏，僵硬的主题，不假思索的形容词，四平八稳的成语，表现的无非是一些酸文人孤芳自赏，假名士的自命风流，或者小市民的什么人生哲学，婆婆妈妈的什么逻辑。”余光中的问题在于没有历史感，戴望舒的贡献在于他在20至30年代由浪漫、格律诗向象征、现代诗的转换，卓然成为一代大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彰扬他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功绩，而不是拿后来者更为成熟的诗歌来贬低戴望舒。

　　余光中在批评了朱自清、冰心的散文后，提出了他自己的散文标准，如“适当程度的欧化，适当程度的文白交融，当代口语的采用”等，焉知冰心的散文恰恰在“文白交融”上做得最好，而朱自清的散文在对于欧化的处理上也很出色，而他们的语言正是“五四”期间的“当代”白话，余光中的愚昧之处在于以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古人。如此的见识，全部出自被我们看好的余光中散文。另外，余光中在政治上否定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在文化上贬低1919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他的“乡愁”背后的“中国想象”到底内容何在呢？我以为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

　　●这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台湾地区的另一个提名是龙应台，你以为如何？

　　○提名龙应台也有问题。就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前夕，龙应台在4月15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一文，批评中国大陆的“极权”和“飞弹”，为台湾的民主辩护，引起了华人世界极大的反感。龙应台当年在《野火集》中，以对于台湾的批评咒骂而出名，当时她在此书的前言中说，她不怕得罪人，最多没有人请她做官。今天看来，这似乎成了她的一个要官的手段。果然，后来台北市长亲自请她做文化局长。通过几年做官，龙应台的收获是逐渐理解认同了官方，因而变得宽容多了，但对于大陆的批评却多了。这次她居然在如此敏感的台独问题上，喊出了“台湾人很了不起”的口号。关于她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因篇幅原因，此处不论。

　　●台湾之外，这次入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人中，还有一个香港的郑单衣，这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郑单衣的入选更加离谱。离谱之处不在于他的诗歌成就，而在于他的身份。郑单衣原是一个大陆的诗人，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而他于1999年去港后，居然代表香港文坛入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成为香港地区的惟一候选人。一个未获香港身份的人成为香港文学的代表，让香港文坛感到悲哀。此次入选的刊物《香港文学》的主编陶然告诉我，郑单衣的创作完全没有融入香港文坛，很难代表香港文学。

　　●如此说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台港地区提名人选，均有不同程度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何在呢？

　　○很简单，是因为大陆对于台港华文文学的陌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不久前颁布的 “花踪奖”，继第一届王安忆获奖后，今年台湾的陈映真获奖。“花踪奖”也是一个华语文学大奖，它的评委会由全球华人，如美国的李欧梵、王德威及台湾、香港、大陆的权威人士构成，而我们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全部由大陆人士构成。如此看来，至少在“华语”文学这一方面，“花踪”较我们的要内行得多。当然，我已经注意到，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经增加了一些港台华文刊物，并有台湾作家获奖，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是否应该有台港海外地区的更为优秀的作家可供选择？

　　○当然。从余光中、龙应台、郑单衣三个人入选来看，评委会对于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所知甚少。余光中、龙应台之所以入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大陆路人皆知，但开句玩笑说，他们在台湾早已是“过气”人物。“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应该选择更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比如受到海内外较多的关注的朱天心、张大春等人。至于香港文学，刘以鬯、也斯、西西、黄碧云、李碧华、钟晓阳、陶然等等具有相当实力和地位的作家，在评委眼里，似乎等于没有。

　　至于海外，这次虽然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刊物入选，却无作家进入提名，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海外华人作家也并非没有有成绩者，如已经在大陆创出名气的虹影便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