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9日电 从私人化写作到“美女作家”、“宝贝作家”、“妓女作家”，再到“木子美现象”，“身体写作”愈演愈烈，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文学报报道，近日，在由《文学评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前沿》联合主办的“‘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的学术研讨会上，50多位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

　　“文学作品中的躯体描写有的确有深刻的文化意味，但是有的只是发出一种腐烂气息的时尚。”对于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身体描写，一些评论家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与担忧，认为这是现在社会精神匮乏的象征，是文学的堕落。

　　“‘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学者钱中文说道。他认为，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体本身也变成了消费，于是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从原来的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从头脑的写作走向了下半身的写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物质丰富，精神却匮乏的一个象征。80年代，当身体写作刚出现时，有人说它大有文化深意。但是它有何深意现在看来是需要研究的。”

　　对于一些学者的焦虑，学者张颐武却认为有点叶公好龙：“这个身体的解放正是80年代所带来的。那时我们相信身体的解放能带来国家的强盛，但是当它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显得有点叶公好龙。”

　　一些学者在肯定“身体写作”的同时，也表示了忧虑与怀疑。学者谢有顺说道：“中国有压抑身体的传统，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人遭受了更多的身体控制与改造。在这一背景下谈论个人写作、女性写作或是‘身体写作’是有解放功能的。但任何解放都会导致新的控制，现在我们就发现我们又重新处于身体的专制统治之下了。如何反对这种新的专制权力，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对身体新的控制，并在语言和美学上对它进行重新建构。”

　　不少学者便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身体写作”现象。学者孟繁华认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表现两性关系时，原来的主角和主体一直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匿名的逃逸者。消费文化兴起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女性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在媒体帝国主义和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女性的身体被消费、争夺、塑造和支配几乎成了女性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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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写作”

　　20世纪80、90年代，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涉及到女性的生理以及性的成长史，她们的创作被称为“女性体验小说”；

　　其后，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小说，大多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这些作品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代表；

　　1996年，评论家葛红兵在《山花》杂志发表《个体文化时代与身体型作家》一文，首次提出“身体写作”。他认为“新生代作家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群体本位文化向现代个体本位文化转型的产物”，与传统作家注重“精神”不同，他们注重“身体”，他们的写作是一种“身体写作”。此后，“身体写作”成为一个高频率出现的批评词语，同时也是一个运用得比较随意的概念；

　　2000年，被一些媒体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其作者九丹直认自己是“妓女作家”；同年，《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身体系列丛书》；

　　2003年6月，广州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手法写实，毫无禁忌，并希望“大家把我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读”，引起普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