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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们》主要编著者周拥平博士接受本报采访
●这100个调查对象要说在“北京外来贫困家庭”中有“足够”的代表性，我不敢妄言，只能说有一定的典型性。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呈现这个群体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呈现北京市所有的外来贫困人口的整体状况。
●贫困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再深入到这个问题里面，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阶段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都不尽相同。———周拥平
这100个是典型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现场深度访谈，而不是常见的问卷调查来完成“北京外来贫困农民家庭”这次调查？
周拥平：问卷调查的确是社会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但“北京市外来贫困人口研究”这个项目，用问卷调查可以说无法完成。问卷调查的优点是直观、便于统计，但难以深入发现问题。而且这个项目中做问卷调查还有一个基本的障碍是受访对象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
新京报：被访问者是如何选定的？他们在“北京外来贫困农民家庭”中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
周拥平：我们做课题设计的时候制定了一个“北京外来贫困农民家庭”的基本概念和标准。这个标准我在研究报告里做了交待。各调查小组据此确定具体的调查对象，开始在确定访问对象的问题上特别伤脑筋，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办法：从打工子弟学校去寻找贫困家庭。
这100个调查对象要说在“北京外来贫困家庭”中有“足够”的代表性，我不敢妄言，只能说有一定的典型性。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呈现这个群体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呈现北京市所有的外来贫困人口的整体状况。
我们竭力走进真实
新京报：从调查看被访人员还是比较坦诚的，访问者是如何进行突破，达成一种互相信任的？
周拥平：这一点我也感到很欣慰，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民还是比较朴实的，也比较容易接近；二是访问者的姿态，我们的访问者是一些学生，他们也很朴实而且诚恳。我一再要求他们要从心理上拉近和受访者之间的距离，使受访者产生倾诉的欲望。学生们做得很好，你可能注意到了，不少受访者对访问员的称呼很亲密。各个访问员方法不一定相同，各有各的办法吧！
新京报：一般来说，人在陈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夸大和隐瞒某些真相，访问员和研究者如何辨认这种陈述的真实性？
周拥平：你讲的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社会调查中经常会遇到。我们要求访问员在提问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暗示，把问题设计得细一些，而且要当场鉴别，对有疑点的问题要深入了解。书中也呈现了一些受访者“隐瞒真相”的情形，主要是受访者超生的孩子，他们一般有隐瞒的倾向。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他们也不敢“敞开说”，害怕访问人员上报而影响他们的生活。对于受访对象陈述中的部分“不实”，我们要分析原因，有的情况下出于道德考虑，不一定“点破”，但我们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
新京报：我觉得造成家庭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超生问题，但在你们的论述中做了谨慎的规避，为什么这样？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被你们规避了？
周拥平：你说“造成家庭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超生问题”我完全同意。但如果你说的是指我的研究报告，它其实没有规避这些家庭超生的问题，只是“笔墨不均”罢了，超生不是我这次研究的课题。
同样，其他问题也没有规避，做社会调查不同于新闻报道，不必要害怕什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们对100个家庭中的一部分家庭进行了回访，回访的目的是什么？
周拥平：回访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调查的需要，比如在初次访问的时候有些问题没弄明白需要回访，还比如受访者说了一些很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我们就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回访，看看是一种什么变化；回访的目的之二是出于感情因素，纯粹属于看望。
摆脱贫困的两条出路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被访者中间，贫困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
周拥平：贫困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再深入到这个问题里面，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阶段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都不尽相同。
新京报：你认为民工家庭贫困现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摆脱贫困的出路在哪里？
周拥平：每个家庭的贫困原因都不完全一样，我们的研究也给不出一个根本原因。出路一方面在他们自己。你看了这100个案例，你的主观印象和感受肯定不一样，有的可怜，有的可悲，有的可敬，这就是差异。
我们的研究对这些贫困户的分类的维度之一就是“按有无脱贫希望分类”。出路还在于社会，尤其是政府，这一点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并引起了重视。
新京报：你想把这次学术性的调查报告，转为出版物的目的是什么？在转换的过程中对我们研究的真实情况是否出现损耗？
周拥平：一般的社会调查是向委托单位提交报告就算结束，在2002年我的研究完成之后，想过、也和人谈过出版，但没人感兴趣。金光印对我说要出这本书，我有点喜出望外。金光印认为出版这本书有利于社会了解我国流动人口生存状态，当然我是同意的，这应该就是你说的“转为出版物的目的”吧。这种转换过程没有损耗，一方面它没有影响研究，研究在先，出版在后；另一方面书的原生态保持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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