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

　　3月26日，200多人聚于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一场由本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沙龙凝重而激烈。

　　在主题为“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的沙龙上，“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贯穿于会议的议题中，成为诸位与会者争论的焦点。

　　“每个人都很清楚教育体制有问题，皆怨声载道。但是到最后你发现没有人不按照这个体制来做，我觉得按照这个体制运作的都是好人，都是明白人，唯独这个体制是坏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发言中坦言他的困惑。

　　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对教育发展带来的束缚、教育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掣肘,是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最频繁提及的话题。中国教育存在的痼疾到底是制度障碍还是人为因素使然？

　　台上台下呼应，北师大青年教师楚江平慷慨陈辞：我们面对的最主要的是制度性的障碍。还面临着金钱的诱惑。我们能否耐得住寂寞，教育不是“赶超”能解决问题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坐得住，还有我们能否容纳多元？

　　北师大年轻的女博士向蓓莉的话发人深省，任何规则的出台，包括政府政策的出台，它到底是谁的意志？它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产生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些规则、政策出台？“所以我比较关注的是程序公正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在教育内部，也应该有一些类似于听政会的制度、调研的制度，为我们任何制度的出台做一个很好的民意保障，每一个制度的出台都应该是争得大众同意的？”

　　向蓓莉说：刚才许教授问：这么多好人，为什么不能出台好的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说，我想起了陈凯歌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过的一段话：为什么往往在一场灾难来临的时候，会有太多的人站出来说“我后悔”，太少的人说“我抗议”，但是当灾难过去以后，却有太多人站出来说我抗议，却太少的人反思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做了什么？灾难是由谁制造的？我们在座的有教师、有教授、教育室的主任，可能还有学院的院长、大学的校长，我们也在制定规章制度，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反躬自问，我们制定任何制度的时候，有没有征求教师的、学生的意见？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反思，当我们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好。所以我想，关键在每一个人都要反思，都要反躬自问：我做得如何？

　　“一个社会再过分，也没有逼到你必须做禽兽的地步，所以你选择了做，就要负责任，不能说生活在垃圾堆里，你就心安理得地当苍蝇吧？”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教授语出惊人：在我看来不都是政府、制度的问题，怎么可能都是“好人”，出来一个“坏制度”？我认为坏制度里面肯定不会是一群好人，我同意北师大向老师说的，她说得比较委婉，我就不客气了，难道有了外部的压力，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就可以没有任何做人的道德和责任感，不用承受任何良心的谴责？我觉得这不对！

　　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有选择的，尽管你能够选择得很少。

　　（净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