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迅疾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学家孙立平看来却恰恰是一个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化的过程。孙先生曾经开玩笑说，“贫富大体的格局差不多就这样了，像我们这样将近50岁的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就够呛了。”

　　究竟是复制现实社会还是促进社会流动？经过20年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会朝着一个什么方向来演变，教育对社会结构的演变会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孙立平认为除了社会群体自身的学习习性外，还有两个社会因素在比较大的问题上制约着社会流动。第一个因素，就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孙先生认为，如果贫富差距相对来说比较小，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接受教育上机会大体均等，教育就可能会成为促使社会流动并改变社会结构的机制。而在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大的情况下，有没有一种公共教育资源向下层社会群体倾斜的机制，也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对阶级结构、阶层结构的影响。

　　而令孙先生非常担心的是，“我国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判断，现在我们大体上已经进入世界上最不平衡的1/3国家的行列。”孙立平介绍，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分析了36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发现这36个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是1.6倍，实际上整个世界上平均差距是1.5倍，在36个国家超过两倍的有三个，中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可能是3.23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一个研究的结论是4.5倍。而吴敬琏先生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则是5.9倍。”

　　而现代教育技术、网络已经越来越左右教育发展的情况下，孙先生对中国教育有一个不太乐观的估计，“我觉得再过几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如果农村的孩子不实行更低一点的分数线的话，要想上大学，估计是非常困难了。”孙先生介绍，1999年底一份中国公民高等教育报告，对北京多所大学两千名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是18％，来自城市的是82％，而80年代农村的生源大约要占到30％，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由于教育扩招，可能农村生源绝对的数量不见得明显的减少，但是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地下降了。

　　孙先生质疑，在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达到这样高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差距达到一个几乎世界上很少见到的高度二元结构的情况下，作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的教育，对于未来社会结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有人提出农村教育是帮助人们走出农村还是留在农村这样的两难问题时，孙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现实的为农民考虑，教育甚至要降低门槛，为农村人口转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