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2003年） 定价：24.00元

　　本书是作者获诺奖前两个月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被称为最复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以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为叙述核心。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戛然而止———她在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

　　去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选年度最佳英语小说时，库切获奖的消息已经公布，但他刚刚出炉的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居然在预选时就被刷了下来。理由是：它压根就不是小说。这是个否定句。有人正过来说，它是传记，而且是半自传，只不过主角反串成了一位女作家。

　　我为库切做过辩护，认定《八堂课》是小说，理由当然不少。因为“理由是很凑趣的东西”（钱钟书语）。在此，我倒是先要罗列一些把它归为半自传的理由，以满足一下向来“实事求是”的索引派。跟库切一样，女主人公也是名作家，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在国内不太受欢迎，四处参加文学活动、发表演讲，平日里沉默寡言，与人不善，关键时刻、合适场合，则滔滔不绝，雄辩难挡；对当今人类面临的终极性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展开历史性想象，做出形而上抽象，从而“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深刻、独到、辩证、不留情面。可以说，科斯特洛的趣味、习惯、喜好、宗教倾向、政治观念等等，都深深打上了库切的烙印，以至于她身上都带有了太多的男性特征。不是后现代女性戏仿男人的“伎俩”，而是男作家库切硬塞给她的。

　　为了“掩人耳目”，库切欲盖弥彰地设置了另一个仅次于科斯特洛的主要人物，艾古度，也是作家，非洲的，男的，在非洲没什么读者，在欧美却颇受欢迎。艾古度以非洲本土作家的身份，替库切揭示了非洲和非洲小说的一些真相。如，非洲小说与欧洲小说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及物的、即物的、及时的、即时的，具有现场感、亲历感，鲜活，直接；后者更倾向于说理、抽象和机械，充斥着技巧和观念。

　　库切是用自我解嘲的方式求得自我确证的。如果把艾古度设置为主人公，似乎更合理些。但艾古度只是次主人公。如果我们把整部小说看作一个八幕剧，那么，艾古度只是第二幕的主角。在其他七幕里，他甚至完全消失了。而且这个人物形象几乎是库切嘲讽的对象。他夸夸其谈，“述”而不“作”，还为自己那种只说不写的作家身份寻找借口进行辩护，从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有人甚至奉劝他用录音机写作。那么，库切为什么不让科斯特洛当第二幕的主角，从而使作品在叙述模式上显得更加前后一致？除了前面说的库切可能故意要避开“自传嫌疑”，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做这种无用功的根源何在？正是从艾古度的这番自我确认般的辩护中，我们看出了库切对非洲的感情的复杂性。

　　一方面，他厌恶甚至蔑视非洲的许多事物，骨子里有比较明显的欧洲白种男人形象自诩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他有非洲情结。哪怕是对非洲问题的揭露、揶揄和批判，那也是他替非洲发出了声音。

　　显然，非洲的艾古度不是库切，两者相去甚远。那么，澳洲的科斯特洛是库切自我设置的替身吗？她是库切的发言人、传声筒吗？她的生涯是考证库切的生平的依据吗？她的言论是理解库切思想的钥匙吗？是，但又不是。小说叙述中无处不在暗讽科斯特洛那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姿态。当然，库切也在嘲讽男女性别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而也解构了男性自我许可的性别优势。这也显示了库切对理性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库切先是从各个角度实写了科斯特洛与各种理性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由他儿子代表的工具理性，他儿媳代表的纯粹理性和由校长代表的世俗理性。然后，库切借科斯特洛之口无情地鞭挞了理性尤其是理性至上的价值取向，甚至把种族灭绝、民族战争都归咎于这种价值取向。

　　在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就戛然而止了；她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但她听不到确切的答案。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却还找不到文学价值的确证，还有比这更具有自嘲意味的吗？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