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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中国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议题中都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 虽然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早已得到确认，时至今日他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早已被写入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他的若干篇论文已经成为引用率很高的经典性经济学文献。然而他再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并非他在信息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分析等纯理论方面的原创性贡献，而是有关全球化进程及其矛盾冲突和政策效应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作为2001年度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近年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大众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观点常常是激烈而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此外他还对许多国家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改革或转型持有浓厚兴趣，他的意见和建议往往是丰富、睿智而富有争议性的，因此他在世界各地持续得到广泛的关注。 和许多人一样，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个国家形成其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利用其比较优势时，全球化可以是收入显著增长的基础。如果发展中国家崛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它们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曾经对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斯蒂格利茨似乎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强调竞争过程的公平，反对用不同价值尺度和政策变异对待发展中国家。 “中国”案例：按常识行事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非常关注并且相当友好，他认为中国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的使用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中国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议题中都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似乎都在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换的政策，这种可供替换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它前苏联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重的衰退以及在这些遵循ＩＭＦ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遵循“华盛顿共识”时，它们的增长不过是刚刚超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前时代增长水平的一半而已。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他们使用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随着短期中收入得到增强，较长时期增长的基础就已经被奠定了。对于就业和创办企业的关注，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可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秘诀之一。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是ＩＭＦ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是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ＩＭＦ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是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作用的，但是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被正确地设定，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斯蒂格利茨强调，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她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创建（比如股票市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如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它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有对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之法律程序的强调，就会出现从“法制”（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到“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的过渡。 他认为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它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企图，保持对发展和转型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 根据同样的象征，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出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不断集聚，这就迫切需要确保这些城市是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对环境予以特别的关注。成功的发展并不总是要模仿；它涉及从成功以及从他人的失败中学习，从西方许多失败的城市发展经验中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失败包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公共生活福利设施、没有社区的感受。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许多教训不仅说明“以不变应万变”（ｏｎｅ ｓｉｚｅ ｆｉｔｓ ａｌｌ）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所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策，明显不同于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它们自己在追求实施产业化政策，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却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它们维护着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却鼓励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实现私有化。向别人学习包含着比听取他们所说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求仔细地观察他们在怎么做。 全球化的争议 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或者至少对它们作出反应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具有不民主的本质。这一点对于中国自己未来的政治演进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在斯蒂格利茨眼中，政治的全球化并没有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一致；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的边界。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换的选择，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游戏的国际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是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已经对转变思想倾向作出了贡献：这些经过修正的观点如今已经遍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并且这一争论已经明显有所不同。有一种认识是，一方面全球化可以是（如同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积极的力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达到其潜力；而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 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应当如何使得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游戏的国际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好被动地接受它；就好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会对他们有益。 如今几乎没有人捍卫过去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包括1994年所达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新的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开始，它被看作是对过去的贸易不平衡的矫正；它被人们看作是一轮“发展回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ｕｎｄ）的谈判，但是美国和欧洲违背了那一承诺。值得庆幸的是，在坎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 斯蒂格利茨也表明了他对全球化的信心，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在构成上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达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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