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为永恒的“道”作奋斗，他忘记了历史“瞬间”里他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超越的局限。如果作为一名学者，也许他是称职的，但作为政治家，他收获的是悲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不会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继续维持？两极格局会不会终结？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后，人们一直在询问这些问题。一个曾经有过无限荣光的大帝国，顷刻之间化为历史，难免会引来人们无限的感伤、嗟叹与猜测，人们又不能不把疑问聚集在帝国的领导者身上，特别是它的最高掌权者。 如果一定要从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角度来透视苏联解体，那么，戈尔巴乔夫身上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注定了他个人及他的国家的最后失败。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这位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为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给他治下的人民带来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对他刮目相看。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识到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破天荒地将苏共的权力移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思考着，中央集权反现代文明主流，因此积极推动权力下放，加强地方政府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所有这些努力令人惊讶。有哪个君主、哪位政治家会自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呢？戈尔巴乔夫的确做到了，并且看不出他的行动中有多少被迫的成分。这样做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出于他内心的信念，出于他对自由、民主、人道、透明社会的理想与期待。 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冲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政治改革，他发现他所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的场景同样需要改变。在他当政期间，“全人类利益”成为他口中使用频率极为频繁的一个词语，他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而且，要“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个别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筑在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上。”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下，世界政治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美苏签署削减弹道导弹条约；原先苏联的那些卫星国，纷纷脱离帝国控制，在经历动乱后成为“民主”国家；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统一。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与此同时，一个与有荣焉的苏联帝国，却也逐渐在此过程中分崩离析。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他所泛泛而言的“全人类利益”，真的实现结合了吗？ 戈尔巴乔夫从愿望而不是从现实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仍可见一斑。他期望在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理想世界，也把创造理想世界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然而现实世界又如何呢？ 当戈尔巴乔夫为着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时，他没有料到他的西方朋友们用现实主义考虑着他和他的事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劳瑟默在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地位岌岌可危时写道：“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每一天，就是使苏联进一步垮台的每一天。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帮助他继续掌权。他在击退保守势力方面所做的事情，比国务卿杜勒斯所能梦想的还多。”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曾经受到西方的热烈喝彩。他曾多次访问美国，被里根与老布什奉为上宾，他把后者视为值得打交道的“朋友”。然而，时过境迁，当他的使用价值降为零时，谁还看重他、记得他？ 在与那些精通权术的政治家的争斗中，戈尔巴乔夫节节败退，在国内他输给叶利钦及其他苏联的葬送者们，在国外输给里根、布什、科尔等“文明世界”的首脑。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念。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恰恰相反。 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当然不是坏事，没有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仅仅道德高尚、有理想主义冲动，远不足以构筑起一个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政治家是否合格称职，归根结底还要询问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造福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不过是花拳绣脚；而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灾难，这样的政治家同样应该受到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应该看他怎样做了，而应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下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道德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在深明这层道理的人当中，既做过出色学者、又曾经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对此感味良深。作为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人，这位智者在卸职后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对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就戈尔巴乔夫所持的观念来看，他分明是基辛格所说的学者和局外人。他按绝对概念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的领导者，他更像学者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为永恒的“道”作奋斗，他忘记了历史“瞬间”里他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超越的局限，如果作为一名学者，也许他是称职的，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因此收获的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