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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浏览一下２００３年社会科学书目，最突出的印象是少了喧闹的宏大主题，少了卷轶浩繁的丛书，少了内容大同小异的教材式著作，多了一些有分量的专题式研究型论著 粗粗浏览一下２００３年社会科学书目，最突出的印象是少了喧闹的宏大主题，少了卷轶浩繁的丛书，少了内容大同小异的教材式著作，多了一些有分量的专题式研究型论著。若干年来，不少社科学者痛心疾首地抨击那些以商业炒作为目标、缺乏学术价值的“做书”，呼唤学者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向读者奉献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说，２００３年的出版物并未让读者失望。 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仍然是热门话题。在众多的优秀著作中，我对秦晖所著的《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尤为欣赏。近年来研究三农问题的书籍不少，有的以实证资料见长，有的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探讨问题的某一方面。秦晖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理论阐释、历史分析与经验考察相结合，使其交互辉映，融为一体。书中关于三农问题的五篇调查报告既有实证调查材料，又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分析，对农民流动、土地权益、农民负担、乡镇企业转制等问题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最能展示作者方法论特征的是《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文章以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开始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为原材料，展示了东汉时期国家渗透乡村社会的状况，对韦伯以来关于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仅到县的理论提出挑战。尽管作者所引证材料的普遍意义以及得出结论的方式可能引起置疑，但将理论分析融入历史研究无疑是值得倡导的方法。 ２００３年世界政治风云迭起，伊拉克战争与朝鲜核危机激发了人们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关注，关于美国“帝国”理想的讨论不断见诸报刊杂志。张西明的著作《新美利坚帝国》正可谓“生逢其时”。该书引用了大量原文资料，描绘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统治精英的“新帝国”梦。作者既展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科技能力，也剖析了制约帝国梦想的经济与外交因素。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语言通俗流畅，却不失学术的严谨。 为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新帝国理念，有必要提及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涵。米尔斯海默承袭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对实现和平丝毫不报幻想。他的中心观点是，“国际政治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是大国主宰的秩序。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来保护自己，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惟其如此，作者反复论述中国威胁论，主张“遏制中国”。这一来自美国著名理论家的声音值得中国读者反复领会。 或许与对国际问题的广泛关注有关，今年出版的有关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及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法律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观，其中既有经典著作翻译，又有专门学术著作。在经典译著中，何怀宏教授主持翻译的两卷本《名哲言行录》值得推荐。该书由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撰编，记录了几乎所有重要希腊哲人的言行。这部著作与普罗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样，是西方的重要典籍。阅读原著往往会给读者带来二手著作难以比拟的乐趣，尤其是阅读古典时期的名著，会令那些著名的古代哲人栩栩如生，重现当时的风采。 除翻译外，学术界对西方古代政治、社会、法律的研究也有令人鼓舞的成果。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的《教会法研究》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该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为中文世界提供了一部系统、严谨的教会法专著。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超越了许多历史著作平铺直叙、记流水帐的通病，致力于展示教会法的真实内涵，廓清对于教会法的传统误解。任何关注西方社会政治与法律发展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获得教益。 ２００３年政治哲学或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十分活跃。尽管近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仍未偃旗息鼓，学者们却显然不满足于简单地表明立场，指斥对方，而将兴趣转向对重要理论以及重要经典著作的研究，从而使政治理论的研究向更深入、更学术化的方向发展。顾肃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应奇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公共论丛》关于“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的专辑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最近几年对自由主义的研究。 尽管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有新的进步，总体而言，批评自由主义的出版物在数量上似乎更胜一筹。自由主义在２０世纪有两个重要的批评者，其一是德国法西斯时期的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其二是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今年，这两位自由主义宿敌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使读者得以直接领略他们的洞见或偏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以及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施特劳斯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施特劳斯热。 与施特劳斯或罗尔斯等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方法相对立，理查德·罗蒂的著作《形而上学希望》阐释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哲学方法。罗蒂作为施特劳斯的学生对乃师的新柏拉图主义大为不满，他承袭并发展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政治学必须从过度哲学化陷阱中解脱出来，放弃寻求普遍主义政治基础的努力，寻求符合现实、能给人类带来希望的政治学。罗蒂哲学中所包含的深刻智慧尚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在政治哲学愈来愈成为显学的今天，罗蒂也许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政治学的历史性、现实性，摆脱哲学的傲慢。 在论及政治哲学新著时，有必要提及法哲学领域的新发展。著名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是从制度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显然具有启迪意义。谢晖的《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是一部颇为独特的著作。诠释学早已成为哲学乃至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从诠释学角度研究法哲学的著作在国内似乎尚不多见。谢晖的著作无疑在这方面作出可喜的探索，对丰富法哲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意义。 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自晚清以降，思考中西文化之异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社会现代化之关系便成为经久不衰的课题。在今年出版的著作中，蒋庆的《政治儒学》（三联书店）无疑是从政治角度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政治关系的力作。作者既批评反传统的西化路径，又不满意新儒家内圣开外王的徒劳努力，而独辟蹊径，区分儒家理论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两个方向。他声称，儒学传统中有一条明显的政治儒学传统。“政治儒学”是儒家特有的“外王儒学”、“制度儒学”、“实践儒学”、“希望儒学”。作者希望扬弃从内圣开外王的努力，而恢复儒家“以制说经”的传统，用制度解释经典，丰富经典，从而开辟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新路径。尽管书中的若干论述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该书之基本立论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性，对于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个民族的学术进步依赖知识的累积，而知识累积的前提是学者的著作具有研究特征。多年来，社会科学出版物只有一小部分具有研究特征，大部分出版物仅仅具有知识传播或宣传的意义。如果说２００３年社会科学的出版物有令人欣慰之处的话，那就是研究著作的数量与质量似乎超过往年，这一点给了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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