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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初，河北大学10位硕士毕业生和贵州省高等商业专科学校部分学生先后致电本报，投诉所在高校的收费问题。记者就此展开采访后发现，这些收费争议，反映了地方大学在办学方面的尴尬处境。
河北大学：3000元留人才？
尽管李林、张春明（均为化名）等10位河北大学硕士毕业生已成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山大学等名校的博士生，但其中几人的户口还被扣在河北大学，因为他们去年毕业时没有交纳“考博押金”。“读博期间的出国以及将来毕业分配都将因此受到影响，除非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回河北省工作。”李林说。
“收取考博押金确有其事。”河北大学研究生院刘炎副院长接受采访时说，“但这笔钱并不是归学校所有，而是纳入河北省人事厅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办公室的管理。”
据刘炎介绍，尽管李林等人入学时的考分很高，但不属于国家统招的公助生。“他们的身份是：占据国家统招名额，但属于河北省省内的定向生，河北省为他们接受教育支付了费用。”
刘炎出示了当年河大与李林等人签订的《招收计划外国家规模生议定书》。上面写着：“签订此次议定书者，将被‘录取为计划外国家规模内’正式研究生。按照省教育厅和省考试院的要求，需在录取名单中注明：河北省教育厅委托培养，或河北省自筹培养等字样。”
刘炎还出具了河北省物价局1999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文件规定：河北省省内定向性质的毕业生，“超出服务范围”（即出省工作——记者注）要收6000元，委培生为3000元。据他解释：由于李林等人没有就业，所以对他们收的钱只是“押金”，如果读博毕业后回省就业，将分文不少地退给他们。
对自己是“省内定向生”的说法，李林等人并不同意。“我们确实和学校签订过议定书。但它只有一式一份，我们认为它是无效合同。”张春明说，“何况它只是说我们在毕业工作时须按照河北省教育厅的政策执行，根本没有说我们考取博士后该怎么办。”
为了证明自己身份，张春明向记者提供了档案内的材料。在所有的材料中，都没有“定向”或“委培”的字样，标注均为“国家统招任务生”。
李林则向本报提供了他现在的学生证，“学生类别”一栏中填写的是“国家计划内非定向博士生”。他曾就此向目前就读的北京大学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在被录取之前，北大已仔细审查了每一个考生的档案，原来属于定向生或委培生的，绝对不会按国家计划内非定向的类别录取。
“虽然国务院2000年就出台过文件，禁止在毕业生就业时收取城市增容费、出省费等，但我们请示过教育部，这并不包括定向生或委培生。”河北省人事厅毕业分配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谈到河北大学收取“考博押金”的目的，这位负责人坦言：由于河北省毗邻京、津，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学生若考取本省高校的博士，毕业后还有可能留在河北就业；而一旦身入名牌高校，90％以上的人会远走高飞。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刘炎也说，“它与我省实施的‘人才星际工程’———稳定并吸纳人才———有一定关系。”
而李林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因为物极必反。再说，难道3000元钱就能把我们留在一个地方吗？”
贵州商专：收费“内外”有别
一封传至本报的题为“收费因何内外有别”的电子邮件，陈述了贵州省高等商业专科学校2001级150多名“外地生”的困惑：“在被正式录取为该校学生后，我们发现，学校收费按省内省外两种标准。我们这些从外省招来的学生，根据专业的不同，每学年分别比省内学生多交800元－1300元。……学校给出的解释是：贵州商专属于部门办学——隶属于省对外贸易合作厅，省财政厅没有对我们拨款，因而外省学生的教育费用要自己掏——这被学校领导称为‘教育补偿费’。……同为学生，为什么我们就要遭受这样的不平等待遇？”
12月9日，贵州商专学生处丁冬处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了收取2001级学生“教育补偿费”的原因：“贵州商专是地方财政支撑的大专院校，对于本省学生，省财政每人每学年有2600元左右的补贴，而外省学生则没有，这笔钱学校无力负担。”
据丁冬称，2001年之前，贵州商专一直限于省内招生。由于与四川、湖北等地的商业专科学校进行“对等交流”，2001级的152人才成为该校成立以来的首批外省学生。
校方解释说，收取这笔钱是经过贵州教育厅及原省计委批准的，且收费标准也刊登在了2001年的《招生报》上，但当时没有报物价部门同意。
贵州商专校长吴为民还算了一笔账：该校每学年人均教育成本达7000多元，加之所收学费的30％还要用于学生的奖、勤、学、贷等开支，因而即使收取了“教育补偿费”，省外学生所缴费用也只占其教育成本的35％左右。
据了解，在贵州，省内外学生收费不平衡的现象，并不只出现在商专一家。吴为民说，贵州省1998年出台的高校收费标准，是依据本省在全国偏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确定的，并未考虑到此后一些相对较发达省份的学生入学的因素。等到外省生大量进入后，国家又冻结了高校收费的上浮，这令贵州的高校处于尴尬境地。“收费标准定得那么低，不富裕的财政一时又难以给予更大支持，让我们经济落后地区的学校怎么办？所以，我们自2003年起就不再从外省招生了。”
“对于2001级学生被多收费的问题，学校正想办法解决。”丁冬说，“所亏欠的费用大约是12万元。我们正向省财政争取；如果争取不到，学校将自己筹集资金。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学生。”
有教育学者认为，地方大学省内外学生的收费差异问题，急需有关部门超越个案，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兼顾到地方、学校和学生各方面的利益。目前，这种做法暂时还找不到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而这，也正是需要国家来“填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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