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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年代》作为小说，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因也许只是作者青年时代的记忆，但是年代特殊，正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青春苍凉，理想破碎，生活迷惘，正如作者题引的多多的诗句：“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但这只是小说的起点，作者的记忆并不仅仅在此停留。概要性地复述这部小说的情节是困难的，其丰富、驳杂只堪“中国往事”四字，而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的魅力也不允许我们只是简单地讲出故事梗概。《抒情年代》的叙事方式已经超越了我们习见的小说样式，进入了一种我称之为“评传”的方式。阅读《抒情年代》就像阅读《沉沦的圣殿》一样，我始终摆脱不了对历史的真实的探询，我一直试图从只鳞片爪中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人与事，直至终卷。合上书本，我都很难确认《抒情年代》的小说性质，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部评传──关于一个特殊年代、一段特别的历史和青春的评传。作者在追忆中阅读着年代、历史和青春记忆，并在阅读中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思考。不知她原本的创作冲动和构思中有无这样的野心，但我仍然想说：这是关于一个年代的一部评传。 评传最基本的构成最少应该有三个部分：传主、本事及思考与评析。当我固执地认这本《抒情年代》为一部评传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内心里确认了它的传主──“文革时期”这样一个已经显得颇为遥远的年代。相应地，Ｊ、Ｎ、老三届知青、朦胧诗一代以及围绕着它们的生活故事便是这部评传的本事。而作者的思考与评析，水乳交融地溶化在本书的叙述之中。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本小说的评传性质，意在将它与此前曾经大量出现的叙写“文革”题材的小说区别开来。在潘婧这本小说里，个人情感、生存感受、精神历程、以及她的审视的眼神和顺理成章的怀疑与批判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个人叙事的高度。这样的“个人叙事的高度”，是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此前也许不乏“宏大叙事”之“大”，“正统叙事”之“正”，但是在小说中真正实践“个人叙事”并达致相当高度的并不多见；与此同时，潘婧也并没有落入近几年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中以展览隐私以招徕市场目光的“欲望化叙事”之中，这其中的“度”，便是作家的品质，而潘婧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度”从而使这本《抒情年华》达到了当下中国小说“个人叙事的高度”。而这本小说的评传性质，正是建基于这种独特的“个人叙事”：我存在，我经历，我怀疑，我说出。在回忆中，在追忆逝水年华间阅读自己、阅读年代，并在这种非常“个人”的阅读中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思考。潘婧书中的一段话了也许可以作为我立论的一个佐证。那是Ｊ对自己的女友姗姗的小说的评论：“她的小说是平庸的。像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的作品一样，披着当代生活的外衣，叙述一个又一个陈旧的故事。我们没有能够掌握叙述我们故事的形式；或者说，有关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的惨痛的经历，我们的新鲜而残酷的感受，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酿造出一个可见的形式。很久很久，我们失去了创造能力。”但是通过这本《抒情年代》，我以为潘婧找到了她希望的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形式──这就是我说的评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也许只在潘婧这一代人身上，才会有这样的思考与追求，接下来的消费主义年代和这年代里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大不敬地说一句：“等而下之”。 《抒情年代》的评传性质不仅在于我的感受与强调，更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叙事过程中随处可见的人称转换将“本事”与“思考”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会儿是Ｊ，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她”，人称和视角的转变自然流畅水乳交融，而作者的用意清晰可辨。人、事、情、景，皆随思变──随叙事主体的心理变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材料随作者的意识流动而被调遣和运用，也正是评传的叙述特征。除了这种细部特征外，小说在整体结构上也具有评传的特征，“引子”像个局外朋友的序言，一开始就有了评的特证，但它同时却是整部小说的有机部分。“湖”与“小屋”在自然的时间序列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小说中被切割成两个相对独立同时又互见互证的部分；“后续故事”则几乎是“湖”和“小屋”的评论，是Ｊ的小说的人物分析，然而它仍然是小说的构成部分。这样的小说构成，已经脱离了习见的小说样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评传。正是这样的叙事方式使这本小说突显出来，成为当代文学中一部特立独行的文本。 为了印证我的认识，在我第二次阅读的时候，我特别留心注意作者在叙事中的姿态。我得承认，在我非常投入的阅读过程中，常常会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对她的个人主义的高傲我会肃然起敬，但是同时，又对她在小说中的真实的生活方式表示怀疑。生活，可以这样吗？必须这样吗？为什么会这样？是的，个人叙事逼近真实的高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小说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也来自于此。小说中的一段话为此作了注解。那是在莫斯科餐厅，“我们坐在角落里。我们的朴素的衣着与厅餐里的某种张狂不相协调。我想我是以疏离，嘲讽的态度来看待这里的一切的。然而我却喜欢坐在这里，在寒冷的北方的夜晚，坐在这个暖和的地方，不理会周围隐隐的喧嚣。……在温柔虚幻的灯光下，所有的姿态都是僵硬的，不可理喻的，戴项链的中年妇人举起刀叉时的庄严，我们自己的慢慢地呷着威士忌的姿势，都具有不可避免的做作。在社会被政治的力量肆意地阉割之后，一切都不再是自然的。”这段富于象征意义的描写凝聚着高度的概括，这本书的主人公的生活姿态与那个年代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且不仅止于那个年代，他们随后也将带着那个年代的记忆而漂泊，就像那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湖心小岛，虽然是陆地，但却漂在水中。“在湖心小岛上，那一段饱含着新鲜的破碎感的生活，便我们心中有一个永无着落的期盼。无论是恋爱，结婚，或者是功成名就，都不是心的归宿。”这代人也许永远都会有这种情结，带到老，带到死。精神的依仗是明确的，但又是未知的，无所归宿的。即便是到了自由的年代，一代人却因此成了年代与时间的漂泊者。而潘婧为此作传，记录、思考、并且作出个人评判。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读这样的小说，但我相信，对于一个年代，关于它的生活和文学，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证据与辩词，将被保留下来，而其它等而下之的货色则是过眼烟云。这使我想起昆德拉关于小说与历史的一种说法：“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有一种作为读者的喜悦，而这样的喜悦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阅读中，实在是太难得的机缘和精神享受──因为我们都在这样的历史中生活，我们也是这部关于一个年代的“评传”中“本事”的构成部分，我们有一种奇特的被言说被表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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