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年代初，就曾想写这样的一个题材，它与我青年时代最深处的记忆有关。最初的尝试却令人灰心：一旦开始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记忆却开始扭曲，变形，直至面目全非。后来读了杜拉斯，忽然明白了应该怎样写我的故事：去掉那些累赘的，使事物变得虚假的起承转合，努力再现初始的感动与记忆的原生状态。
但是在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写作的欲望。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缺乏信心，或是因为我所要表达的与潮流是如此地不和谐？写作多少有些令我敬畏。我非常欣赏少年雨果对于写作的雄心：“要么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 不同的是，我没出息地，或者是颇有自知之明地选择了无所作为。直到一九九三年的年底，我生病， 医生以为很严重，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 家人和朋友们都对我很好，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怜悯的目光令我感到隔膜。对人世的隔膜。那一年的春节，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有各种各样的联欢和聚会。往日喧哗的客厅清冷而空旷。窗外，黄昏在无声无息地寂灭。远处起伏的西山，墙上的画框，我自己的身体，都在黝暗之中慢慢地褪色，象灰色的魅影。死亡如果是可视的，也许就是这样，寂灭，直到沉入漫漫的黑暗。那时我忽然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湖》与《小屋》的大部分章节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于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之间。九五年的年底，父亲病重，去世以及后来的一些变故使写作中断。昏昏噩噩之中，二十世纪过去了。二零零一年重新拾起过去的文字，已然是另一番心境。 所以《后续故事》无论是叙事的节奏或是语言的风格都与前面的两章有较大的反差，多少消解了我过去总是挥之不去的浪漫的情愫。
很少有象《收获》的编辑那样对文学的认真和执着，他们对刚刚写完的第三部分有异议，但已经没有时间做大的改动，结果是删去了《后续故事》中的大部分文字。直到即将付型，小说还没有题目，读过手稿的朋友们想出了十几个名字，但似乎没有一个适于函盖其内容。最后只有草草了事，借用了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原来的名字：“抒情的年代”。这仍旧不确切，因为在我的故事里并没有昆德拉那样强烈的反讽的寓意。而它又误导过于正面地理解抒情的含义。昆德拉对于我是一位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家，却不是我喜欢的作家。曾经与我们生活于同一种制度下，怎么说也是缺少西方作家的灵动与大气。到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书的时候，我已经有充裕的时间重新改写了第三部分。我的责任编辑颇有商业头脑，觉得叫“ 年代”的名字的书太多，于是改为《抒情年华》。这个名字有些“飘”，而且所提示的寓意更加模糊。但我还是接受了，至少它区分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陆建德先生的评论文章说：“《抒情年华》的书名有点俗，不象是作者自己起的。”但是它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我们曾经经历的是一个不被叙说年代，没有相应的价值参照，尤其是没有相应的语言体系，以至我们的言辞不可能照亮我们的记忆。于是时代与我们的青春年华逐渐模糊，无法辨认和命名。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是否有意义，开口说出的似乎总是流于空虚。前几年常听到有人说青春无悔，其实我们当年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被动的，无所谓悔与不悔。这样的被动的选择在今天仍旧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看到落在纸上的生命的荒凉的痕迹，我有些惶惑与懊恼：为什么在那个感受生死明灭的时刻，我选择的竟是写作，而不是宗教？
与芒克说到书中的有关他的印象：在湖面上遇到的男孩，轮廓分明的脸，新鲜刺人的笑容。我说，我不知道记忆是否可靠。已是鬓发染霜的芒克仍旧不失率真，他说，不会有错，除了我，还有谁是漂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