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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尖锐地感到，潘婧女士一直在刻意寻觅个人化记忆的方式，她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既不想迎合流行写法，又因一时不能将那剪不断的青春旧梦尽情表达而踌躇。她说，伤感不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后来的伤痕文学是可笑的。还说，“我要写出关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记忆”。这大约正是她孕育多年至今才写出《抒情年代》的原因。但她又不无矛盾地说，我们曾经没有历史，没有个性和自由，没有隐私，连写日记也是准备日后拿给别人看的。那么对她的一代人来说，倒底有没有“个人的记忆”这种东西呢？那每一次的流泪，每一次的愤激，每一次的心跳，有没有资格进入历史？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只是它沉埋在深层，需要发掘，需要用新的感性之火和理性之光照亮。对麻木的心来说，只能停在人云亦云的浅表层面，对于灵心善感之人而言，要以新异角度恢复个人记忆的深刻魅力，恐怕也得经受一次精神自搏。 在我们的文学或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只看重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直接描写之，或作为密切的背景，一切描写皆围绕着阐释重大事件的意义。好像惟有如此，才抓住了所谓历史的本质。历史被理解为重大事件的绵延史，个人只是行走其间的棋子。这种观念倘只存在于史学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对文学的要求也往往如此。于是，在文学中，我们相对忽视了日常化、个人化的历史记忆，甚至以为它是无意义的。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无意义的，被漏掉的个人化记忆，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不妨说得再极端一些，文学记忆的价值恰好就在历史记忆遗落的地方存活。这就是心灵史。还有什么比人心更难捉摸的呢？ 《抒情年代》写的是游走在当时北京城的知青，主人公们是那时觉醒较早的男女文学青年，多有“贵族”血统，因而有条件很早接触中外文化遗产的那么一些人。他们的活动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相关。湖滨的贫困村庄与京城里“新侨”“老莫”的开业交错展开，作品的时空也在知青点和北京之间游曳。但我一点也看不到“知青文学”常规主题的演绎和发挥。那个年代肯定发生过一些大小事件，但在小说里却没有任何“事件”化描写，波动于全书的，是主人公们心灵的悸动，颤栗，怀疑，遐想，对人类精神困境以及艺术问题的质询。在这个意义上，《抒情年代》的写作是一次带有反叛性的写作。 作者的表达称得上是残酷的。她声言她要“清算并凝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何为清算？是忏悔录？是时下流行的文化批判？似乎都不太准确。我觉得作者主要在努力还原心灵的真实。说是“怀旧”也没有错。不同的是，她没有怀旧者常有的那种自恋或美化倾向，倒是多了一份手持解剖刀的勇气。女主人公J以“绝望者”自居，她的确比较冷，一点也不想充当灰姑娘式的故事主角顾影自怜。不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她都近乎苛酷。她厌恶自己的家，甚至蔑视自己的父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爱他们。她看不惯他们逆来顺受的卑微，母亲的乖戾，使她很小就学会了憎恨。下乡甚至让她有了解脱之感。她对自己也很不客气，在她已经是个恋爱中的女人时，她自问：“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小屋里，我变得自私而暴躁，彷佛身体里隐藏着一个魔鬼”，“在我开始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我惊恐的发现我不可自主地重复着我母亲的性格，遗传的力量竟如此强大”。对女友珊珊和情人N，她也不留情面。小说两次写到珊珊的裸体，写她由清纯而放荡，并无道德谴责的意味，只是指出，她有着“冷漠的贵胄和不负精神债务的潜在的品性”。写她羞耻感的丧失，可能是最重的一笔。对N来说，他展示给女人们的只是幻觉，不是他的本质。那么这位诗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以弱势的姿态掌握别人”？还是精神生活与俗世生活的严重断裂？ 然而，作者的表达又是新鲜的，并无翻动陈年旧簿的隔膜，反而有种一切并不遥远的亲和之感。其源盖在于作者的笔墨始终在精神领域盘桓，切中了不仅是知青，而且是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筋节。以J、N和珊珊为代表的一群青年知识者，他们在当时的苦闷与追求，像地下河一样，与今天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一脉相承。所以，与其说这本书是知青话语的继续，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的变调。正如作者不时点染的：“物欲与放纵不是产生于太平盛世，而是萌发于一个严酷的时代”，又如：“在一个残酷的年代，他们开始了一种类似当今娱乐圈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孕育了未来的时尚”，在后来的年代里，他们成为顽主、诗人和社会栋梁。 我以为《抒情年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逼近了历史、生活和生命的真实。确如作者自云，这是一部把人生撕开给人看的东西。还是福柯说得有理：重要的不在于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在哪个年代叙述。 《抒情年代》作家出版社 2003年6月第二版 定价：18元 本书荣获2000-2002年度上海长篇小说优秀作品一等奖 回信地址：北京和平里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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