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贵族的标志？我说的标志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解释，而是一种接近当今社会符号类型的标志。比如你看到某个商品的商标符号，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牌子。比如某一群体，像红十字协会，绿色环保组织，球迷眼中的俱乐部标志；再比如，有的社会阶层，长头发大胡子大多是搞艺术的，而留着硬挺挺的寸发的胖男人一般都是小老板。贵族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只有觉得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或者接近了这个群体，自认为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时，你对你所具有的这个群体的标志才十分看重。就像一个单位要发工作证，一个团体要发会员证，一个学校要发学生证，甚至一个患者要发医疗证一样。尽管那些证件在具体的人中，几乎很少体现应用价值。贵族不需要发证件。如果你设想有几个贵族发起一个组织，先不说这个组织是否能够成立，即便成立起来了，给你发一个证明贵族身份的证件，这种想法一定很荒唐，因为贵族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在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群体，

　　如果，你一定要搞一个证件，那样就没人相信你是贵族了。——我说的贵族标志不是证件，也就是说，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大家一看就承认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想清楚。

　　蒋丽平下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听说你的别墅要维修，要不要我去看看。

　　我懒散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房子要维修？蒋丽平说你别问了，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

　　我说等秋天吧，夏天的潮气大，不适合粉刷油漆。

　　蒋丽平说那可不一定，她还说什么什么大厦和什么什么酒店正在装修。蒋丽平还特别强调：“你看问题应该不同于老百姓。”蒋丽平说的老百姓这个词谁都懂，她说的意思我也明白，只是，表达算不上准确。

　　贵族的标志之一是不是应该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首先就应该与蒋丽平不同，所以我问她：“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现在维修房子？”我从不把我的别墅叫别墅或者故意读成别野。我只叫它房子，我想在英语或者法语中，叫大屋或房子更好一些，不俗气。

　　对呀，蒋丽平兴高采烈地说，你真是与众不同。

　　我说我想是的。

　　“那，我明天过去怎么样？”

　　“我看还是秋天再探讨这个问题吧。”

　　蒋丽平还想说服我，我说我得放下电话了，我还有别的事。

　　“那，一会儿我给你挂电话。”

　　我说我得跟你说清楚，在秋天到来之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蒋丽平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别忘了我就行。

　　李司走过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谁的电话？”

　　“蒋丽平。”

　　“蒋丽平是谁？”

　　“搞装修的。”

　　“你不是因为我才推辞的吧？……秋天？我想我住不了那么久。”

　　我笑了，我说不是你的原因。

　　李司说：“你这家伙，本来我正感动着呢，你一定要戳破它，连可怜的一点幻想都不给我。”

　　我说你不要幻想，你是个实际的人。

　　“我怎么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

　　下午我必须得出去，如果李司不来，我完全可以坚持几天，李司来了就不同了，我必须去买一些食品、洗浴用品以及与女人相关的日用品。买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与以前的细微差别。我变得不自然和不自信了，仿佛身上背负了一个重物。事实上，我身上没背负什么，准确说是心理上背负了东西。可心理上是指哪里？有一次，我和津子围在一起聊天，津子围说，在安静之中可以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我问他心灵是什么？他说这话问的，心灵就是心灵呗。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大家都常说心灵，可谁能说清楚心灵在哪里？在心脏周围？津子围愣愣地瞅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在大脑里？我继续问，不依不饶。他说也许吧。

　　可为什么叫心灵呢？津子围想了想，说：“不知道。”

　　那么，心理是什么？

　　姑且还用心理吧。我所以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一定是李司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李司没出现，我来超市买东西就不会觉得不自然，我的行为像给“罪犯”补充给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我觉得监视镜的镜头在时刻跟踪着我，看见穿制服的人我都觉得紧张。

　　其实，我已经说服了自己，我不知道李司是逃犯。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把不好的事情往底线考虑，也就是从最坏处往回想。我接待李司最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不知道李司是在逃犯。即便李司供出“她已经跟我说了”，我也可以找借口搪塞、可以不承认的，我可以说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我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有人对你说他杀了人，你就肯定他杀人了吗？关于刑法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我还是熟悉的，我的行为在目前还构不成窝藏或者包庇方面的罪行。……当然，如果有司法机关来询问我，我再隐瞒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原因是，既然李司已经到了我家，说明司法机关没跟踪她，不然，她是不能顺利地到我家的。如果司法机关已经发现了她，他们就会直接抓她而不是通过我来调查，所以，从最坏处说，我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问题是，尽管我知道我没麻烦，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不安的心理？——心理是个古怪的东西。

　　从超市出来，我鬼使神差地给津子围挂了一个电话，打通了电话我又有些后悔。

　　“我在珠海。”津子围说。

　　“是呀，珠海下雨吗？”

　　“没有，天气预报说下雨，实际没下。……有事吗？”

　　“没事，就是有日子没联系了。”

　　放下电话我才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突然想给津子围挂个电话，大概我感觉到了孤单和无助，孤单和无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有的，在热闹的大街上有很多人，并不是我一个人，我说的孤单和无助是心理上的（我又用了心理），这也是一种潜意识，是因为李司而引起的，是自己把一种担心和恐惧在心理上放大的结果，尽管这个心理与事实上的外在社会没关系，也就是说，法律在社会和心理上是不同的东西。也许更多的人是被心理的法律所约束的，比如说，违法的并不一定被处罚，违法者和违法后受到处罚的比例占多少？有很多人违法而没被处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人经历的是心理违法的体验过程，这两者之间一定是倒置的比例关系。

　　心理不安就会本能地寻找依靠，找朋友述说也是一种心理解脱方式，并且误以为自己增加了同盟，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判断，同盟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危险。好在我没跟津子围讲这些，即便津子围不出卖我，他也会感染了我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不安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据说在显微镜下，很多病毒的颜色都很美丽。

　　和津子围相识也是在一个雨季。我们是在高尔基路上一个叫“KER”的酒吧里见面的，那是一个墨西哥风格的酒吧，背景音乐的节奏很快。其实在见津子围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看过他的小说，我印象深刻的是《持伪币者》和《拔掉的门牙》。他的小说写得诡秘而坚硬，具有顽强的叙述控制力，还游弋着一种苍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时，我可以完整地背诵他小说的结尾：“……每天，世纪街人来人往，在我心里留下的触目惊心的记忆与这条热闹的街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有些事如同夜晚拍死在墙上的一只昆虫，第二天经过太阳一晒，连痕迹都没有了……”他的小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我记忆深刻。在那些日子里，也突发了认识他的好奇心。我是在约了他几次之后，才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与他见面的。

　　我见津子围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小说就放在我的枕头边。

　　我想我这样说，他应该有受宠若惊的表情，有表示谦虚的话，比如说“哪里哪里”也行。

　　津子围却坦然受之。

　　我是注重第一印象的人，应该说，第一次感觉中，津子围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

　　那天，我们谈了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在谈这样的话题之前，津子围变得不会表达了，他似乎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听众，静静地聆听着、等待着。后来，津子围兴奋起来了，开始不停顿地讲话，讲的时候还附加了一些手势。说心里话，我有些讨厌生活清贫、精神贵族的作家，当然，我从他的眼神里知道，他也讨厌我。

　　事实证明，最初的印象并不能决定我们后来的交往。

　　现在，我的车已经开到了夏家河的海边，我可以望到那栋白色的建筑了，它矗立在起鼓的山坡上，前面就是耸立的悬崖，再前面就是宽阔的海面，海面上阳光跳跃，波光粼粼。——那就是我的房子。那是座德国犹太人留下的房子，典型的欧式建筑，我们习惯将欧式建筑作为类来划分，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比如巴洛克和哥特式就是不同的风格。在大连的殖民统治者中，先是沙俄，后是日本，能保留下的德国人房子的确不多。

　　关于这个小楼有商业方面的传说，也有政治方面的传说，甚至有情杀，可惜没有浪漫和美好爱情的传说，我的到来会不会完成这个？

　　据说，这样一座——按现在的评判习惯——建筑面积起码有四百平方米的小楼，只是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用一个假钻石胸针换来的。起先他用假胸针在美国军火商那里换来两支手枪，然后，用两支手枪在朝鲜换了一船白面，再用这一船白面在夏家河海边盖了这栋小楼。在日本统治大连的时候，白俄著名将军谢苗诺夫就在夏家河当农场主。小的时候，我在很多前苏联历史书籍甚至小说中看到谢苗诺夫的名字。苏联革命后，他到了远东与苏联红军作战，后来在哈尔滨建立对抗苏维埃的大本营，日本人占领东北后，谢苗诺夫在夏家河当农场主，同时从事反共活动。而关于情杀的传说是这样的，日本投降后，一位高级军官占了这栋小楼，这位农民出身的军官，三十五岁了还没结婚，后来想娶一个十九岁的女学生，由于学生反抗，他就在小楼里用“蛇”牌手枪将女孩子射杀，据说鲜血染红了乳白色的墙面。……我接手这个房子是六年前，当时我还没听过这些故事，我对小楼进行了整修（我没说装修）。一走进那栋楼里，我的周围立刻弥漫了另一个时代的气息。

　　云舒第一次到我家做客，晚餐后我们走在夕阳遍涂的海滩上，海面中的夕阳和海滩上的夕阳是不同的，前者可以用涂，后者是淋上的。我对云舒说，在傍晚的景象里，从远处看这个小楼还真像一个古堡。云舒说真是的，只是，有点显得傲气。

　　这一点我有同感，中国传统的建筑不会建在山脊显眼处的，迎着强烈的风（当然同时也迎着强烈的阳光），我们不是在平原上聚堆，就是隐藏在山坳里，不显山不露水的。我们不是不喜欢显耀，问题是，我们喜欢显耀的同时不喜欢与显耀关系密切的大起大落，在显耀和大起大落之间，宁愿选择后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平安安”。

　　云舒说：其实，那（她是指小楼）不过是一个物体，替代不了人的情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起来，我所以买这栋小楼，与云舒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年，我和云舒的差距在于，她是贵族，至少是我心目中的贵族，我只有把自己也“成长”成贵族时，我在她眼里的形象才可以改变。毫无疑问，我这些年的生活实际上是与她有关的，她几乎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是我跟时间挑战的内在动力，是她在前方指引着我，她像一个拿着火把的女神，总在我生活的前头，我似乎永远也追赶不上她。

　　云舒是我大学同学，大学时，我暗恋她四年，毕业后仍顽强地追随着她，可惜，她没给过我机会，她曾经把我的全部信心毁灭了。

　　按说，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他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爱情还应该有很多动力。我也曾一度摆脱了云舒笼罩给我的巨大阴影，在为钱奋斗时，我长时间地把她忘记了。在那一过程中，出现了情感流星般碰撞的李司、李红真，也出现过逢场作戏的红红。可当我平静下来——有了花也花不完的钱之后，我才发现，实际上我并没有摆脱云舒，我所以去拼搏，去出人头地，其实是想向云舒证明什么。而真正有了钱，我才知道我多想走进云舒的情感世界里，让她接纳我。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我现在还是单身，三十五岁的单身男人。我的恋爱多半是精神性的，我几乎看不上我认识的或有过接触的女人，这几年，我陆续接触过几个女人，没有一个不是让我失望的。我觉得她们没有品位，她们非常功利，她们更看重我应该怎样对待她而不是她应该怎样对待我，她们更喜欢的是我的财产，她们根本进入不了我的精神世界。

　　我现在对女人的看法，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离不开云舒。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男人对这世界的看法，也形成了对女人的看法。云舒是我生命中无法回避的一道屏障，是一个经典爱情故事里的死结。

回到小楼，我没见到李司，李司本来应该在客厅里等我。即使她不站在窗前*'望，也应该在客厅里等我的。事实上，李司不见了。

我找遍了楼上楼下，还是没有李司的影子。

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等李司时，云舒给我来了电话，她说今天晚上我去青岛见一个客户，你就不要过来了。

云舒这样说，我才想起来，今天应该是星期五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星期五是我和云舒打牌的时间，另两个人是她们五月俱乐部的成员，只有我和云舒是固定的，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平时休闲，把打牌当成了一项重要的功课，另一方面，打牌使我和云舒保持着往来，当然，从云舒的角度来说，也许她已经对桥牌入迷了。

在我的牌友中，我确信我的智商是最高的，但由于用心不专，常常出错牌。我和云舒已经熟悉到了不能再熟悉的程度，可她还是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比如她说的话，她的一个眼神，一个轻轻的叹息，都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你真弱智！”我出错牌的时候，云舒这样指责我，尽管当时我觉得没面子，可事后，云舒还喜欢找我，我想，正是我的漫不经心，才对她们有了吸引力，我相信，女人不会喜欢和一个精明透顶的家伙长时间合作的，尤其是这几个愿意抢风头的富姐。

事实上，我和云舒所剩下的也只有星期五打牌的联系了。

李司傍晚才回来，她光着脚丫，拎着好几个塑料袋。

“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没等我说话，她神采飞扬地说：“赶海啊，……真是太过瘾了。”

“过瘾吗？”

“是啊，太好了，我以前从未这样开心过。你知道潮水退了以后……”

我声音严厉地打断她：“你怎么能这样？”

“怎么啦？”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你擅自行动，想过后果吗？”

李司明白了，她说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

“是啊，”我说，“你是不需要我提醒的。”

李司走过来，用她有腥味的手来拍我的头：“我知道了，以后出去要告诉你，你这样关心我，我很感动。”

我说我只是怕你出意外，你可别往复杂里想。

李司打了我一下：“你这家伙。”

李司拎着她赶海带回来的“宝贝”去了厨房，将小螃蟹、蚬子什么的放在一个瓷盆里，还注满了水。

我说你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螃蟹见了淡水就会死的，——亏得还是“北大”的高材生。

李司说你把我看成孩子啦？我不是想把它们当宠物养，我听渔民说，把蚬子螃蟹放在淡水里可以让它们吐沙子，晚上，我给你做海鲜吃。

我说你吃吧，那么小的东西，除了壳之外，什么也没有。

李司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都不配合。

我说得了，还是希望你配合配合我。

李司说难怪你到现在还找不到太太，你太古板了。……其实我知道，你不光怕我出事，你更怕我出了事连累了你。那我告诉你——不会的，海滩上的人关心的是蚬子和螃蟹，没人关心我，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是流亡人士（李司没说在逃犯）。即便有人抓我，我也会直接跟他们走，不会把你供出去的。

    我知道李司误解了我的意思，很不高兴。我这样说：“你知道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