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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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24日00: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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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巴金的老读者邵燕祥（作家） 巴金从他开始写作起，包括他从事编辑、出版，一切都是为着读者。他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一生，就是：“把心交给读者”。作为一个巴金的读者，我也是从一开始，就感到我的心被他的心点燃了。
我读第一本巴金的书，是《家》。不过不是他的原著，是费新我、钱君 合作编绘的“连环图说”。万叶书店出版，32开，每页上面1／3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下面2／3是一幅见方的画，不光有人物和情节，而且画出了意境。如第一幅，夜色苍茫里大雪纷飞，两个石狮守着高公馆的黑漆大门，红纸灯笼照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门联，这时从长巷那头，觉慧跟着觉民踏雪走来，一路还兴奋地说着什么；最后一幅，18岁的觉慧站在沿江东下的船头上，告别家和故乡，随流水流向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是1943年，我10岁前后，在日本占领的北平。我和家人的那种窒息感，跟觉慧们在家长制下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心是相通的。
这本书是个中介，当时我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巴金原著的《家》、《春》、《秋》，还有《发的故事》、《长生塔》，后来又从老年间的旧《小说月报》看到了《灭亡》；杜大心给我的感觉，他是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和其他一些读书人的第二代了。巴金多写苦闷的叛逆者，特别是青年，跟我的距离更近一些。
巴金不光写中国的事情，还写朝鲜人，法国人，尤其是俄国人。在我读了一些俄国19世纪的小说以后，我读到了巴金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我至今保存着这本已经丢掉了封面的纸页泛黄的老书，上面有我遇到一些生疏的词语时查字典的记录。虽然著者说这是他1927－1928年间写的，大约只是原计划的1／3，后来因为什么缘故中断了，而为能够出版，又改了书名，但即使如此，这本书还是给我画出了俄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潮和组织行动的轮廓。
那时已经是1947年。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而在现实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几乎别无选择，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投入当时的学潮和地下活动了。自然，不仅仅是好奇和冒险，也还有对深层的政治和道德之理想的向往；巴金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打动我的不只是它的艺术力量，而是那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而无悔的决心。后来，我听说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参加革命时也是铭记着这篇散文诗。陈琏是1947年秋天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时被捕的，我就读的育英跟贝满为邻，所以印象特别深。而陈琏最终在“文革”中自杀，不知她临死时是否还记起了《门槛》？
在另一种意义上，1949年是中国的一个大“门槛”。
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看到《寒夜》和《憩园》的书，但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认真地阅读。因为在学习了解放区文学理论和实践以后，自觉地改造原来的审美趣味，用“延安讲话”的精神来衡量类似的作品，都与“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相隔着一个时代，格格不入了。
但即使这样，我自己还不免流露出旧的艺术趣味，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货色，例如刊发在1962年6月号《上海文学》上的一篇《小闹闹》。不久，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就是宣布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的那次会议），强调“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我这篇东西和同期丰子恺先生一篇写猫的散文，都受到批判。而更尖锐的批判，则集中针对1962年5月号《上海文学》上巴金在上海市文代会上的讲话，记得是反对用“棍子”和“框子”来对待文学，呼唤创作自由。最近我读陈丹晨先生《巴金晚年的思想》一文，才知道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严厉责问：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是要资产阶级自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人称“毛主席的好学生”，自然要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当时作为柯的助手的张春桥，几年后在“文革”中煊赫一时，恶狠狠地点名巴金：“不枪毙他就是落实政策了！”都是一脉相承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叶，还有人公开骂巴金是“民族败类，社会渣滓”，以致巴金的家乡出版他的文集，有一篇文章还只能“存目”。除了胡风等被投入监狱的作家以外，留在监外的作家中，巴金是承受极大压力者之一，有时甚或是首当其冲的。
那曾经不得不“存目”的，就是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那篇文章。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实现了，后者落空了。
而这篇文章，只是巴金《随想录》五卷中的一篇。他在这部晚年之作中，留下了宝贵的“心灵遗嘱”，人们多有评论和阐发，数不清的读者从中得到了启示，我就不多说了。
我也是从巴金的书里得到许多启示的读者，我不能不对他抱着感激的心情。我自称他的老读者，其实更老的读者，恐怕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读他的书的一代，其中不少人已不在了。但多数的读者都止于读其书，未必得亲其謦 ，我也是这样，我只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北纬饭店见到他，跟他握过一次手。但我不觉得他陌生，他的确已经跟我相熟了六十年。他的心情，他的喜乐，他的痛苦，我以为我知道，且能理解。我从心底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好像是契诃夫说过：“与其被浑蛋所赞扬，不如战死在它手里。”我自问，自审，不属于浑蛋之列，故理直气壮地说了这些可以认为是赞扬的话。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
托尔斯泰牧场的野花
这是一件能够传递巴金思想的美妙的故事。1991年，我已经在文学馆工作，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那天下午，我们站在老托尔斯泰的牧场上，夕阳迎面照来，我看见6月的草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阳光，特别漂亮。我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我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我给巴老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老回了一封特别感人的信。他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我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他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我注意到巴老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金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他人活着说的和做的要一致，这是达不到的，达不到也要这样做，这个社会才能变得光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先生来北京开人大，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先生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老吃饭。留下来的有一张老舍先生写给巴老的请柬，大概意思是“老巴，你来了，请你全聚德吃烤鸭，请你光临。”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跟巴老有很大关系。巴老1980年曾经说：“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5本、10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巴老还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他全力以赴，捐钱，捐稿子，联络朋友，写信呼吁，做了大量的工作促成了现代文学馆的建成。新京报记者 术术
文洁若（萧乾夫人、作家、翻译家）
最大的幸运是结识巴金
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那阵子萧乾不是很得意，在政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批趋炎附势的人都不敢理睬萧乾，但巴老每次到北京来都叫上我们一起吃饭，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吃过很多次饭。
1957年，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也给萧乾发了请柬。萧乾找到刘白羽说，我写的文章受了批判，能去参加这个活动吗？刘白羽说，总理请你去，你怎么能不去？开会那天，萧乾很长时间一个人坐在边上，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更没有人敢和他坐在一起。但是巴金一进来就坐在他旁边，还和他聊天，让他好好检查，好好面向未来。这件事情给萧乾的印象特别深，在后来痛苦的22年里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改革开放以后，萧乾和巴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很多次单独接触的机会。1978年3月9日，我们和巴金约在前门饭店吃饭，一起来的还有马绍弥，他是已故作家马宗融的儿子。我们当时觉得他们特别亲密，但没好意思问到底什么关系。后来，我们碰到马绍弥的姐姐马小弥才问起怎么回事。马小弥介绍说，他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去世了，1948年他们成为孤儿时，马绍弥只有9岁。巴金直接从追悼会上把他们接回家，一直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大。这件事好多年都没有透露过，在巴金和夫人萧珊的通信集里也从没有谈到这件事。
巴金还主持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很多作家优秀的作品，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这期间巴金帮萧乾出过一本《南德的暮秋》，是萧乾在国外时零零星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萧乾在国外生活比较飘荡，他自己也不大在意，很多作品都失散了。这本《南德的暮秋》中，很多篇目都是巴金帮萧乾从大公报上剪下来，帮萧乾收集起来的。
我觉得，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1997年，“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萧乾在病房里用铅笔为研讨会写去贺词。贺词是这么写的：“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70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新京报记者 术术
草婴（巴金老朋友、翻译家）
深刻的人道主义
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巴金老人的老朋友、翻译家草婴。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草婴与巴金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草婴费时20年，翻译了托尔斯泰著作全集，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豪华插图本。而其中的插图，全是巴金提供的。当年，巴金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十分喜爱，在莫斯科的旧书店里找到了《托尔斯泰文鉴》的豪华插图书本。这套书在中国是完整的独一无二的版本，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去年，巴老将此套书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谈到巴金和托尔斯泰的关系，草婴说，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巴金也很早就有了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以他会对托尔斯泰产生热烈而真挚的感情。巴金曾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或俄罗斯的良心，这是对托尔斯泰最高的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巴金对托尔斯泰有着精神上的理解和敬佩。
草婴感慨地说，巴老最热烈的感情，就是对劳动人民最真挚的爱，特别是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他曾写过一篇《沙丁》，反映煤矿工人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感动了包括草婴在内的无数读者。
草婴说，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巴老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很高。巴老态度认真，要求严格，而巴老本人文字功底很深，所以译文传神而又忠实于原文。草婴评价，巴金的译作富有特色，一些他几十年前翻译的作品，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放到现在来看，还是无人能出其右。草婴介绍，这些优秀的翻译作品在最近出版的巴金译文集里都重新发表了。
草婴还谈到，巴金对他产生过很深的影响。在他的年轻时代，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其中刊登的巴金、鲁迅和茅盾等人创作的优秀作品，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起过很大的作用。本报记者 黄兆晖
吴青（冰心女儿）
巴金舅舅像液态的火焰
11月19日晚，记者拨通了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的电话。在巴金老人的心中和笔下，冰心一直是他的大姐。吴青对记者说，母亲认为巴金舅舅是最可爱最可佩的作家，也是母亲最疼爱的老弟之一。他们的友谊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见面前母亲看了巴金舅舅的作品，就感觉对巴金舅舅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母亲还把巴金舅舅比喻是热水瓶一样里热外凉的人。而吴青本人感觉巴金更像液态的火焰，外面看不到熊熊的火焰，但里面却是滚烫的液体。吴青说，父母都很尊重巴金舅舅，因为巴金舅舅对婚姻恋爱都始终如一。
吴青认为，巴金舅舅和母亲很共同的一点就是一直都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感情是非常真诚深厚，希望国家更好，而且他俩都在说真话。尤其是在巴金舅舅的《随想录》中，吴青感觉到，巴金舅舅是把心肺都掏出来向国家人民说出真实的心情。文中提到要建立现代文学馆，巴金舅舅为此付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心血，使得中国的文学让更多人有所了解，使得一些作家的作品更深入人心。
吴青认为，巴金舅舅与母亲是相互支持的。两位老人都有大憎和大爱，他们是爱也爱得深切，憎也憎得鲜明。他们都追求“说真话”，在晚年，他们老而弥坚的声音，振聋发聩。最后吴青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巴金舅舅反对封建思想是非常坚定的，他的《随想录》实际上就是个“文革”的纪念碑。 本报记者 黄兆晖
巴金与广东
南国的梦
巴金一生曾做过数次“南国的梦”。最有意思的是1934年，当他的小说《电》被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发表的时候，他将小说改名为《龙眼开花的时候》，自己取了个“欧阳镜蓉”的笔名，伪装成小说是在九龙写成的，并称“我当时要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这个小插曲至少证明了巴金对广东的美好印象。
1933年5月到7月间，巴金从厦门、晋江，经香港到达广州，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中写下他的散文集《旅途随笔》中的许多篇章；1938年，在日军的炮火中，他往返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曾五到广州，在这里他与未来的妻子萧珊会合，在这里，他带着《文丛》、《烽火》等杂志的纸型散布着文化的火种，在这里他经历了战争的恐惧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并在日军攻陷广州的前夜匆匆撤离到桂林。
而在上世纪60年代，广州是他通向外界的窗口，1961年春天、1962年夏天、1963年秋天，打破坚冰的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巴金三次出访东京都是从广州出发，经香港到东京的。尤其令巴金难忘的是1962年春节前后，巴金全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真正温暖如春的节日，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州、海南岛、湛江、从化、新会等地，除夕之夜还与将出国访问的冰心、杜宣、叶君健等老朋友聚谈。
我们还记得小时候背诵过的《鸟的天堂》吗？广东新会县“小鸟天堂”在1933年巴金的旅行中曾留下难忘的记忆。那年初夏，他到新会江门郊区篁庄乡西江师范学校看望朋友陈洪有等人，与朋友一同划船游览了“小鸟天堂”，看到繁盛的榕树林，“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也是在这次广东之行后，他写出了一生不断重复的信念“生命的开花”，写了我们熟悉的“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末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的名言。
广东在性格忧郁的巴金生命中投射了一片阳光。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住惯了北国的人第一次和南方风景接触，便会充满着庄严的快乐。他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十分光荣，十分明亮，十分快活，十分茂盛……”，他欣喜地称广州是“一个阳光常照的温暖的都市”，“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广州二月记》）。
在他的《旅途随笔》中，他细致地描绘了当时广州的社会百相：龙船比赛的热烈场景，两岸街市的热闹，还有海珠桥上随处可见的工人，被政府名目繁多的捐税榨干血汗的农民，酒楼里公开买卖妇女等等，这是一幅斑驳复杂的社会图景。特约撰稿 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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